主题研讨:辛亥革命与现代中国
发布人:ssh 发布时间:2011/10/16 9:25:39  浏览次数:1755次
【字体: 字体颜色


                    主题研讨:辛亥革命与现代中国

编者按: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面对五千年未有之危局,几经挣扎之后的必然选择。为了不让中国这艘老大船在传统的暗夜里沉没、在侵略的炮火下灰飞,无数先辈殚精竭虑、上下求索,促成了革命的成功。而辛亥革命后的一百年来,中国又走过了艰难困苦、曲折反复的道路。今天的中国,依然笼罩在辛亥革命的光辉与阴影下。回顾中国革命的起点,反思辛亥革命的得失教训及其对中国现代发展的巨大意义,可以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现实。因此,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到来之际,学报于2011年9月24日下午举办了以“辛亥革命”为主题的作者讨论会,人文学院薛玉琴教授、夏卫东副教授分别作了题为《简论辛亥革命中革命党人的历史局限性》和《政治符号:共两党对辛亥革命的诠释》的主题发言,与会老师热烈讨论,在交流中深化了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思考。



薛玉琴:我在看原始材料时发现当时对辛亥革命多有批评,比如李大钊的“暴民专制”说,而现在学界也有些学者认为不能过高评价辛亥革命。由此引发了这方面的思考。我以为有必要对在这场革命中起主导作用的革命党人的政治行为和政治策略等方面作深入探讨,重新审视革命党人的历史局限性。

辛亥革命的爆发是无法避免的。就当时情况来说,无非立宪派是着重“政治革命”,而革命派重在“种族革命”,一主温和,一主激进,最终辛亥“革命”成之于“民意”。例如,义和团运动中庚子“五大臣”被杀事件使江南士绅阶级对清廷产生了离心倾向,义和团之乱也促使江浙一带革命党人普遍兴起。清王朝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两股力量都已对清廷产生不满,由不满而反抗。所以说,“革命”是当时历史的必然。

革命前人们对辛亥革命期望很高,但民国建立之后,社会上种种恶现象的出现,又使人们的心底跌到了冰点。从史料记载来看,身历鼎革的当事人当时大多把责任归之于革命党人。追寻已逝的现场,检讨革命党人的过错与缺陷,我主要归纳出三点:一、革命党人对各种政治力量整合无策,制度建设不足。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革命党人、立宪党人和军阀官僚等各种力量合力的结果,但革命党人在建立新政府时,却不考虑各方政治力量利益的平衡,而是把重要职位全部分配给自己的同党,造成立宪派、旧官僚及社会名流“多不到政府就职”的局面。制度建设方面政体混乱,行政与立法失衡,“因人设制”,频繁更换政体。二、革命党人在共和国建立之后依然没有改变革命思维的习惯,缺少法治观念。辛亥革命最大的功绩是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家,而民主共和的核心思想是以法治国,从历史史实来看,似乎这一点在当时并没有引起革命党人的足够重视。这典型地反映在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对张振武案与宋教仁案的应对态度与处置方式上。三、腐化享乐,搜刮民财。部分革命党人能经得住艰难困苦的考验,却抵制不住富贵尊荣的引诱。他们一朝权在手,就立即大讲排场,尽情享乐,过起王侯将相般的生活。陈其美、王金发即是典型。



夏卫东:国共两党都把辛亥革命作为一个政治符号,声称自己是辛亥革命的传人。民国时期,国共两党都在为自己作为辛亥革命的继承者身份而争斗,而两党不同的政治理念决定了对辛亥革命的解释是不同的。

首先我讲第一个,辛亥革命的起因与失败。关于辛亥革命的起因,国共有不同的看法。中共以经济变动来解释辛亥革命的起因。根据中共早期机关报《向导》的观点,辛亥革命是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它的起因是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而国民党的错误就在于专倡排满而忘记反帝国主义,导致辛亥革命失败。1939年后,毛泽东提出,辛亥革命只赶跑了皇帝,而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国民党方面并不接受中共的看法。居正认为经济只是导致辛亥革命爆发的原因之一,而并非根本原因。王季文认为,虽然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不是很成功,但并不表示国民党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是错误的。经过一次的失败,才有一次的出路,只要国民党能够适应环境,自然有出路。

第二是辛亥革命的民族问题。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时提出排满的口号,革命胜利后又开始宣扬“五族共和”。到了抗战后期,国民党对民族的解释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1943年出版的《中国之命运》把政治意义上的国家视为一个民族,即:中国只有一个民族,为中华民族;以前所称的蒙、满、回、汉等各族并非是民族,而是宗族,是中华民族的宗支,互相有着血缘关系。民族内部各宗族应该是平等的,但满族对内欺压各族,致国家民族于灭亡,所以辛亥革命要起来推翻它。国民党通过对辛亥革命的解释,把自己塑造成维护各民族平等的中华民族的代言人。这种观点遭到中共方面的严厉批判,认为是背叛了孙中山认辛亥革命为民族革命的观点。陈伯达批判它是法西斯的“民族血统论”,认为中华民族是指中华诸民族(或各民族),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中共不承认单纯的民族矛盾,认为民族矛盾从根源上讲就是阶级矛盾,只有当阶级矛盾被消灭后,民族斗争才能消除。国共两党的民族问题争论与抗战时两党争夺抗日的领导权有关。

三是辛亥革命的进程问题。国共两党都认为辛亥革命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近代革命的一个阶段,是中国人民挽救国家危亡的一部分。然而这一进程的终点却存在明显分歧。1928年王季文对国、共两党的政治理想作了比较:中国国民党之目的,只要对外取消平等条约,建立真正独立自由之国家,与欧美日本并驾齐驱,对内克服军阀,取得政权,树立政府,实行三民主义,便算是最后胜利。而共产党则尚须于上项胜利之外,更须将中国国民党推翻,组织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专政的政府,方算是最后胜利。所以1943年中国撤废所有不平等条约,蒋介石为此发表讲话,认为中国翻开了新的一页;而中共认为终点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毛泽东发表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讲话。



余清良:关于薛老师的发言,我提一点不成熟的意见:一是历史局限性的话语在方法上都是回溯性分析;历史研究应多用前瞻性分析,走入历史现场,从当时历史人物的观感来考察。二是所分析的革命党人的局限性并非是革命党人的特有现象。比如中国自古以来都缺乏法治观念,因此我们分析时不能局限于当时的局部历史,而需要从更宏观的层面去看。



周东华:我觉得探讨革命党人懂得破坏旧世界而不会建设新世界的过程中有些问题需要继续深化,比如革命党人内部有很多不同的类型,需要具体分析;要看到革命党人并没有破坏掉旧世界,晚清与民国之间更多的是连续性;不同的人对于建设新世界的期盼不同,很多人当时对民国、对革命党人的想象太理想化,遭遇现实的失望之后导致言论过激。回溯到这样的历史语境看,当时对革命党人的批判并不能否定辛亥革命的正当性。卫东的话题引起我的一个思考,我们为什么要纪念辛亥革命?这也有一个回到历史场景的问题。国共两党都是继承辛亥革命事业的革命的政党。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人认为成立民国政府后面临的是如何建国的任务,而共产党认为还要继续革命。另外,辛亥革命使中国从传统的“天下”转变为一个民族、一种语言、一个国家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民国,由此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概念,这是辛亥革命的正当性及重要意义所在。



朱晓江:我顺着余清良老师的话题讲。要解决革命党人局限性的普遍与特殊性的问题,我们必须重新理解“革命”一词的内涵。辛亥革命的目标是建立美利坚式的三权分立的共和国,但在革命过程中我们又被拖回到传统的方向。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政体的反复,其中需要反思君主思想、反思对于权力的迷恋,反思传统的东西在制度建设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第二,薛老师的报告中提到了辛亥时期的辫子问题,革命党人在当时确实强行剪辫,鲁迅的《风波》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但问题是,当我们将视野前溯到明清鼎革之际时,这样一种行为,就仅仅是当时满人入关的一种反向重复。这就显示出传统力量对于“革命”的理解。民间记忆所展现的革命前后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人们的行为习惯都还在延续传统。所以必须从文化的角度去审视辛亥革命的局限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