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研讨:近代东方文化转型与知识分子的心灵震荡
发布人:ssh 发布时间:2011/11/7 13:35:26  浏览次数:181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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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研讨:近代东方文化转型与知识分子的心灵震荡

  朱晓江 (学术期刊社):这学期我们期刊社组织的几次讨论基本上都围绕“辛亥革命”这一主题展开。上一次我们的题目是“辛亥革命与现代中国”,在那天的讨论中,大家的意见最后其实已经逐渐地集中到了传统与变革的话题上来。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近代东方文化转型与知识分子的心灵震荡”,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上一次讨论的延续。今天主讲的内容,一是曹瑞涛兄的《为“明治精神”而殉——夏目漱石〈心〉中“先生”之死的分析》,一份关于明治时期知识分子心灵震荡的读解;二是我的《周作人美文写作的文化指向》。在讨论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完全集中在这两个作家身上,而可以把讨论的触角拓展到近代知识分子转型过程中现代和传统的嬗变问题上来。
  曹瑞涛 (政治经济学院):我主要是研究夏目漱石,考察他和日本明治维新的关系。由此进而考察明治时期的自由知识分子,他们在面对这样的历史事件时的所思所感。这既是考察明治维新这场运动性质的切入点,同时也是反照中国辛亥革命、百年中国的观察点。日本的明治维新重要的不是引进西方的文化,而是要建立集权统治。在这一过程中,日本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经历了从一种充满希望、憧憬到渐渐地失望、甚至绝望的过程。
  这里我主要谈谈明治时代知识分子在面对和吸收西方文化时的特点。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以被动的方式,用西方的视域来重塑自己。在文学的方面则表现为迅速、大量地接受欧美文化,未加思考地抛弃自己的传统。在这一过程中,外来的东西没有时间和耐心与日本原有的文化接续在一起,而日本自身的文化似乎也没有能力与之接续。这就形成一种无时间顺序的并存现象,一种失去历史结构的新旧文化相混杂的状态。这样的混杂状态在夏目漱石的小说中比比皆是。比如,三四郎站在东京街头说,“一切的东西都像在遭到破坏,同时,一切的东西又都像在建设起来,真是大起大落的变动”。在这样的态势下,所有的东西,不管是旧的、新的,都是以一种破碎、混乱的状态糅杂在一起的,而且这种不和谐没有人在意也没有人介意。日本自身的传统破碎了,外来的文化也失去了统一性。这种关系表面上看是一种非常宽容的文化吸纳方式——无限拥抱关系,实际上却是一种没有统摄能力的接受。在这种混乱状态下,旧的东西往往会以某种记忆的方式涌现出来。人们接触的是新的片段的文化,而在这种文化片段中旧的记忆会不经意地展现,甚至起到决定性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来讨论明治时期知识分子的特点。近代知识分子既不是彻底地厌世,也不是彻底地世俗化。他们对现实体系呈现一种批评状态,但又不能完全处于这种体系之中。明治时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是幕府出身。幕府中有许多人对西方是很了解的。倒幕之后,大批幕府知识分子成为失败者。正是这批人构成了日本知识分子的雏形,他们是从失败的政治队伍中产生出来的,在权力体系斗争中被析出了。作为既了解西方但在政治体系中又无法融入中心的多余的人,成为接受西方自由主义的主体。这部分多余人一方面有着很多非常西化的东西,另一方面,他们关于旧的江户时代的记忆又比其他人多得多;一方面他们依恋着旧时代的气息,江户时代的道德、文化,另一方面又不排斥西方的知识,尤其是自然科学的知识,对他们冲击非常大。与此同时,使问题更为复杂化的是,他们又不赞成“和魂洋才”的做法。这就如夏目漱石所讽刺的,“大和魂是三角的呢?大和魂是四角的呢?大和魂像字面所示,就是一种魂,唯其是魂,所以永远是飘飘渺渺的”。在混乱中找不到理想的融合方法,这是尴尬的一面。尴尬的另一面是他们其实是被析出的失败者。当时的日本是暴发户社会。这些有品位的知识分子蔑视暴发的商人、政客、军人,但同时又对强大的国家充满了热爱。支持强大,但又不愿意加入推动强大的暴发户队伍中。这使他们的立场相当地孤立,既不能抛弃这个世界,又不能拥抱这个世界,而只能是在抛弃与拥抱的边界上,伫立着等待这个世界。夏目漱石的小说中很多人物就处于这样一种状态,折射出转型期知识分子的心灵震荡与价值歧异。
  朱晓江:我赞成瑞涛兄所说的日本在接受西方文化过程中的“碎片化”特征。事实上,这样一些特征并不只是日本才有,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呈现出这样一些特征。但我不赞成瑞涛兄所说的日本将自己的传统毫无思考地抛弃的观点。事实并非这么简单。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想来介绍周作人的美文写作。因为周的美文写作受到日本夏目漱石、永井荷风等作家的影响。而恰恰是在这样一些作家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他们对于传统的迷恋的一面。这种迷恋并不仅仅是审美上的,而牵涉到对西方文化的抵抗。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中国,或者日本,传统都成为文化转型的构成性力量。
  周作人对于中国新文学的看法留有日本新文学的印记。1918年,周作人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一文中概述了日本的新文学,编排了“近三十年来”日本新文学的发展历程:“人生的艺术派”、“艺术的艺术派”、“观念小说”、“社会小说”、“自然派小说”、“非自然派小说”和“新主观主义小说”。在这一脉络中,周着重介绍了日本最“新”的文学样态,即“非自然派小说”和“新主观主义小说”,其代表作家则分别是夏目漱石和永井荷风。
这里我主要谈谈周对永井荷风的接受。周作人对于永井荷风的接受相当地“主题化”,他突出了永井氏“对于现代文明,深感不满”的一面。而谷崎润一郎,在他看来,“也同荷风一派,更带点颓废派气息”。颓废是现代性的特征,对“颓废”一面的强调,凸显了周对于现代性的反思,也凸显了他对于永井荷风等作家的把握。周作人曾经翻译过永井荷风的散文《地图》。在这篇文章的一开始,永井就说:“将蝙蝠伞当手杖,拖了日和下驮在市中走路的时候,我总怀中藏着一册便于携带的嘉永年版的江户地图。”怀揣着江户时期的地图,行走在现代的东京街市上,文章在一开始就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对立起来。在永井荷风看来,“现代日本的西洋式伪文明正如森水的洋点心,如女优的跳舞,那么拙劣无味的”。周对于永井的理解一直是这样的,这也反映出他本人对于西方文明的反思。早在1908年,周作人就有过这样的言论:“比者海内之士震于西欧国势之盛,又相牵率,竞言维新,图保国矣。其言非不甚美,然夷考其实,又不外实利之遗宗,辗转未尝蜕古者也。谬种始自富强之说,而大昌于近今……此无论事未可知也,即使纵志所如,诸业骏盛,遍中国矣,然衣食居处固养生之必须,而试问贸易盛,工业兴,即此二端,宁遂足尽人生之事耶?虽人生极致,究不可晓,第或未至隘乃如此,则可知也。”在这段文字中,周作人事实上否定了以西欧国家作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模式选择。从“人生之事”的层面来质疑西方工业文明,周所理解的现代化,就不仅仅是指物的发展,还牵涉到人的精神生活。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层面,传统,包括他所一贯重视的民风民俗在内,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他文章中对于中国民间时令节气、民风民俗的描绘,也构成了对于现实文化趋向(西化、单一化、功利化)的批判。
  徐承(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在两种异质文化相互碰撞、融合的过程中,碎片化是难以避免的。哪怕是当年佛教进入中国,也经历了一个非常艰难、曲折的过程,从最初的抵触、辩难,到格义式的理解,直到最终用中国本有的文化吸纳、改造之,历经数百年,佛教才以极其零散、扭曲的方式进入到中国文化的肌体。现代化的问题也一样,中国人接受现代化才两百年,经历文化的碰撞和激变是很正常的,关键是如何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中予以消化、融合。今天我们的生活尽管在器物层面有了巨大的改变,但传统的思想方式仍以强大的惯性在发生作用,文化融合的过程依然漫长。
  张帆(社科部):说到碎片化的问题,不同的文化在撞击的时候,碎片的进入和撞击是必然的,不可能完整地拿来不同的文化、完整地吸收,一定是在原有的文化基础之上去认识不同的文化,而且这种认识具有主观差异性,所以碎片化是一定的。而我们的问题在于在碎片的吸收过程中加入了政治的考量,所以吸收得特别紧张、紧迫,吸收的过程带有强烈的功利性。这是日本和中国共同面临的问题。
  周东华(人文学院):中国从洋务运动开始一直强调用碎片化的西方来拯救大清帝国的命运。第一是器物层面的拯救,器物层面走不下去了,才从制度上去解决,结果戊戌变法也失败了,最终找到思想文化、心灵层面的拯救方式。这时候的西化不是纯粹的欧洲文化,而是西化的日本。这是我们现在考察中国现代化进程时所必须要特别注意到的一个现象,即日本作为西方的元素进入到中国;而也正因为这样,这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究竟是应该采用传统的因素、抑或是纯西方的因素、或者日本化的西化因素,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这也成为周氏兄弟在1908年转变的原因。到了新文化运动,又发生了变化,形成了西化派、国粹派和折中派并存。对于这样一些变化与思想,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去研究,也许更加合理。
  吴跃文(发改处):我是从教育的角度来看文化的变化和文明的变迁的。文明的碎片化过程也是一个渐进性过程。在1840年国门未被打开之前,我国的知识分子体系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的体系,非常强大。国门第一次被打开的时候,首先是反抗,并没有马上碎裂,是经历了一次次撞击才彻底破碎的。旧文化的破碎过程中诞生了一代又一代的新知识分子,他们的使命就是寻求新文化拯救民族危难。历代知识分子都是如此。中国当下的文化建设,其实也是这样的寻求过程,当前文化建设问题表面上是如何处理学习西方与保留传统关系的问题,但实质上是在西方文化、传统文化和中国现实基础上的文化创新问题。中国特色的文化创建是个艰难的过程。然而不管怎样,有一点我们是必须明确,那就是,文化的变迁总是经历从完整到碎化到学习、重构的过程;而我们的明天也必将超越今天。这是我们必须要拥有的一种文化上的自信心。